在我国“世界屋脊”青藏高原上，有一个叫嘉黎的地方，被称为“生命禁区”。1995年6月至今，我市已先后向该县选派四批援藏干部。
　　
　　下月，第四批的3位援藏干部即将结束他们在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为期3年的工作任务。在他们回温之前，记者和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一起，专程来到西藏，捎上家乡人民的问候，并寻访他们这3年工作生活的足迹。

　　格桑花，是青藏高原上最美的花儿。每年春季来临时，它就会顺着山地海拔高度依次相继开放。当地藏民告诉我：“看到格桑花就是看到了希望，因为它标志着夏季和雨季的到来。”

　　踏上西藏的土地后，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种色彩绚丽的花。即使在眼下的旅游季节，大自然也没有赋予这片高原更多的色彩。

　　“格桑”是藏语，它的汉语名字叫做“幸福之花”。在雪域高原上，温州的援藏干部就像格桑花一样，顽强而绚丽地工作、生活。他们用自己的青春，为这片苍凉中包裹着神奇的土地埋下幸福的种子。

　　使命

　　“每一个援藏的人都会面临许多严峻的考验，但既然选择我们就无怨无悔！”

　　在西藏采访的一周时间里，我的每一天都在感动中度过。援藏干部们的故事以前也听说过不少，但只有在实地采访后，特别是在亲历过高原反应后，才能真切地体会到那种艰苦。

　　陈应许，原平阳县副县长，现任嘉黎县委书记；项伟胜，原温州市公管处党委委员、财务科科长，现任嘉黎县委常委、县委办主任；阮棉钦，原温州市爱卫办副主任，现任嘉黎县委委员、卫生局长——这是记者此行深为敬佩的一群人。他们从经济发达的东海之滨来到相对落后的雪域高原，在常人无法想象的条件下，清苦而默默无闻地奉献了3个春秋。

　　打开记忆的闸门，初到西藏的日子，依然历历在目——

　　2004年6月29日，拉萨贡嘎机场。

　　当陈应许一行到达后不久，强烈的高原反应开始袭来。他们顿感胸闷气短，双脚行走时飘浮而不踏实。休整了几天后他们坐着汽车赶往那曲地区嘉黎县。那曲的海拔比拉萨更高，第一天晚上，几乎头痛欲裂，心脏狂跳，恶心呕吐，陈应许和项伟胜体力不支，挂起了点滴，整晚不能入眠。

　　进藏前，三位援藏干部已经被“洗过脑”：关于西藏的恶劣环境以及初到西藏的人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等等。他们早已有了心理准备，但没想到现实比他们预料的更差。

　　“嘉黎”藏语意为“神山”，地处藏北高原，平均海拔4500米，比拉萨高800多米，被人们称为“生命的禁区”，全县总面积13244平方公里，总人口2.7万，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99%，农业人口占93%。

　　“七月的温州早已是炎热的夏天，可当我们的汽车进入嘉黎县境内时，天空中竟然飘起了大雪。”陈应许说，因为罕见七月飘雪的情景，当时还特别开心。但是，当他们在进县城的路上走访了几户牧民之后，心情立刻就变得沉重起来。

　　那是林堤乡的几户牧民，每一个家庭都相当简陋，搭着帐篷，没有床，全家人和衣而睡，简单的几件炊具，剩下的全部财产就是牛和羊……

　　“和沿海地区比，差距太大了！”陈应许、项伟胜、阮棉钦三人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，“当时心里就有一种冲动：一定要为他们干点事情！”

　　然而，在安下心来干事之前，他们不得不先同恶劣的环境抗争。从零海拔地区来到海拔4500米的高原地区，必须要承受这“与家乡根本是两个世界”的雪域高原的种种不适。

　　陈应许他们的宿舍是一排简易的平房，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。没有独立的卫生间，要上厕所，得跑到几百米外的公用厕所，一趟下来，往往气喘吁吁。房间里也没有取暖设备，这里冬天零下几十度的天气很常见，他们只能烧起牛粪取暖，一边忍受着牛粪特有的“香味”。

　　“就怕感冒生病。”干了九年医务工作的阮棉钦非常清楚，严重的高原反应加上感冒，很容易引发肺水肿等，“没有健康的身体，那就什么工作都干不成了。”

　　回想挂点滴时的痛苦，他们才体会到前几批援藏干部说的那句话的深刻含义：援藏是拿青春、健康，甚至生命为党为人民工作。

　　在“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忍耐，特别能团结，特别能战斗，特别能奉献”的“老西藏精神”的鼓舞下，三位援藏干部学说藏语、学喝酥油茶、学吃糌粑，克服种种心理和生理的不良反应，尽快地适应新的生活工作环境，尽早地进入了角色。

　　热泪

　　“嘉黎的百姓生活很苦。巨大的反差让我觉得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事，不然就对不起他们。”

　　男儿有泪不轻弹。然而进了嘉黎，一个个硬汉子也有热泪盈眶的时候。

　　一次与藏民朋友的交谈中，陈应许偶然听到这么一个情况：嘉黎县北部多峡谷，峡谷之间形成一条又一条河流，那里的学生上学往往要经过这些河流，否则要绕很远的山路。当地牧民们想了一个办法：由河岸两边的大人拉起一条绳子，让孩子们临时攀绳而过。可是这很危险，一个孩子，背着书包，穿越峡谷、攀过河道，万一小手一松……当地藏民说，就因为没有桥，这样的惨剧曾经发生过。听到这里，陈应许心酸不已，红了眼眶。

　　去绒多乡调研卫生工作时，阮棉钦遇到一位生病的牧民。“他得了胆结石，正在发病，整个人非常消瘦，脸色黑中带黄，他紧紧捂着右腹部，痛得躺在床上好几天了。”阮棉钦问他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看，他艰难地说，家里没有钱。那一刻，阮棉钦的心情非常沉重，喉咙哽咽了。

　　他们再也坐不住了，他们要尽快了解嘉黎各乡镇的实情，好做点事情。高原反应刚有所缓解后，他们就开始了下乡调研。

　　在西藏下乡，可不像内地。当三位援藏干部迎着朝阳，从一个乡出发，赶到另一个乡时，往往已是夕阳西垂、夜幕降临。每次下乡，他们都准备好成箱成箱的方便面，还要带上火炉，渴了，就地取高山上的雪水煮开了喝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自带被褥，免得给当地干部群众添麻烦。如此，简直像是在搬家。

　　随后两三个月里，陈应许他们马不停蹄，翻山越岭，坐车、骑马、徒步深入嘉黎县两镇八乡122个行政村，走访了大量农牧民家庭，和当地群众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，心与心的沟通。

　　“一路行来，我们为淳朴粗犷而豪迈的民风所震撼，为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封闭的思想观念而心焦，更为农牧民贫穷和艰辛而难眠。”百姓贫困的生活境况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，藏牧民同胞期待的目光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，群众盼桥、盼路、盼基础设施的呼声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　　“进藏为什么？在藏干什么？离藏留什么？”调研结束之后的2005年初，时值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全面开展，身为县委书记的陈应许组织县里的援藏干部们，反复地思索和讨论这三个问题。

　　铁肩

　　“援藏不为镀金，不是作秀，而是要为群众实实在在干事。”

　　从群众最迫切的事情做起。陈应许首先筹措资金，为攀着绳索过河上学的孩子们建起了8座简易桥梁，孩子们可以踏着木板过桥了，再也不用担心有生命危险。

　　面对落后的农牧区现状，陈应许还提出了“一手抓农牧区传统产业，一手抓特色经济开发”的发展新思路，把开发藏猪、藏药材、藏北牦牛等为主的“三藏”产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突破口。

　　作为县卫生局长的阮棉钦牵挂农牧民看病难问题，成立工作指导组，深入农牧民家中宣传合作医疗的好处，并当场兑现大病统筹费用。

　　关心教育事业发展的项伟胜，下基层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学校。一次他看到措多乡小学的孩子们在破败不堪的危房上学，心里非常焦急，马上向县委汇报。县里很快筹措近30万元资金，于2005年建设了措多乡小学新校舍。如今，孩子们已坐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。

　　最让嘉黎百姓称赞的是“一桥一路”工程。历史以来，嘉黎县城唯有一条街道且并不宽敞，现在，老街已难以承载城市的发展。建设一条新城街是当地农牧民群众的梦想，但苦于没有资金。2005年，三位温州援藏干部发动台州援藏干部一起，争取资金600多万元，在嘉黎县城开工建设一条长500米、主街道宽24米的“一桥一路”工程。如今，随着工程的完工，当地群众常常在节假日里通过阿扎大桥来到对岸，欣赏宽阔的赛马场和旖旎多姿的阿扎湖原始自然风光。

　　夏玛、忠玉、鸽群、藏比、措拉五个乡镇建成了光伏电站，350户家庭有了稳定的生产生活用电，再也不用点昏暗的酥油灯了；纯牧业的夏玛乡还修建了面积300平方米的兽防站。得实惠的群众称赞这些项目“亚古度(藏语‘好’)”。

　　阿扎镇1村开展了农牧民安居工程整村建设，祖祖辈辈搭帐篷生活的牧民们住上了土木结构的扎实的平房，他们说：“要是没有援藏干部，想都不敢想！”如今，这个村成为“温州示范新村”。

　　同时，县里的党建工作也有了明显进步，县委办党支部仅用一年半时间从“后进”转化为“先进”；全县7个乡镇建立了党员活动室示范点，党员们有了自己的“家”……

　　可这背后，三位温州援藏干部付出了多少艰辛的汗水！他们为此甚至连国家规定的援藏干部每年三个月的休息期都放弃了。

　　援藏的第一年春节，陈应许在正月初九就到了嘉黎。那时，正是嘉黎最冷的时候，气温在零下二十七八摄氏度。晚上睡觉，上面盖了3条被子、下面垫了4条垫被，还是冷得发抖。陈应许说，那段时间最难熬了，本来已经开始戒烟的他，又重新抽上了。

　　也就是在那一年的春节，项伟胜差点到“鬼门关口”走了一趟。利用春节假期在温州为嘉黎跑项目资金的项伟胜，刚一进藏，就由于连日劳累加上感冒，引发了肺水肿，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同志们“强制”送他去拉萨，十个多小时的路程，县里仅有的3个氧气包根本维持不了治疗需要。那曲地委闻讯后，送氧气包到那嘉公路口接力，才保住了项伟胜的一条命。

　　一路护送的阮棉钦说，项伟胜能挺过来是个奇迹。

　　而阮棉钦自己，也因劳累和高原反应，在一次向分管副县长汇报工作时当场晕倒。之后他又顾不上休息，抱病撰写了关于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情况的调查报告。
　
　　真情

　　“3年虽然失去很多，但得到了心灵上的净化和精神上的充实。特别忘不掉的是雪域群众、家乡人民的真情！”

　　“援藏干部都有一种特殊的‘西藏情结’。他可能不一定记得结婚的日子，但他一定清楚地记得进藏的日子。”在西藏采访时，新华社西藏分社的一位副社长这样对我说。

　　陈应许则告诉我，他们三个人都像记得结婚的日子一样，牢牢记得进藏的日子，记得西藏人民的真情。

　　“进藏的时候，车上本是静悄悄的，可一进入嘉黎县的那一刻，我们激动了：全县二三千人几乎都出来了，正夹道欢迎我们！一路过去，接到的哈达数不清有多少条。”这一幕让三人一生难忘。

　　更难忘的是，多少次下乡的途中遭遇险情，是藏民们给了他们无私的援助。

　　2005年的冬天，陈应许去嘉黎县绒多乡铅锌矿山调研，途中，越野车陷进雪地里。他们费了很大的劲，也不能把汽车拉出来。当时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，又是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，每个人都筋疲力尽。天快黑了，假如再拖下去，夜里会冻死在山口。“正巧，在另一座山上的2名牧民看见了，马上跑过来，二话不说卷起裤脚，踩在三四十厘米深的雪地里，将我们的车拉出来。”陈应许说，“我握着他们的手，重复着感激的话，他们却说这样的事情太正常了，帮助援藏干部是应该的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在嘉黎县，在那曲地区，直至在整个西藏自治区，享受到援藏成果的藏族同胞，对援藏干部的感情非常深厚。记者采访中碰到的藏民们，无不竖着大拇指，快乐而满足。

　　谈起援藏干部，嘉黎县的司机也是有话要说。给温州四批援藏干部开了10多年车的藏族司机琼拉说，温州的援藏干部都不摆架子，实实在在做事，因此藏民也都很敬重他们，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。

　　“我们每每下乡，当地农牧民们都会拿出最好的酥油茶、酸奶、青稞酒，热情招待我们。每家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尝一点，这样他们就很开心。”陈应许说，“藏民们真是太淳朴、太可爱了！”阮棉钦也说，有的藏民不知道如何用汉语来表达对我们所做的工作的感激，就用他们独特的“身体语言”——紧紧地拥抱你，再用自己的额头碰一下你的额头。

　　而3年来，家乡人民对援藏项目的支持也让援藏干部们感动。市红十字会援助24万元帮助鸽群乡改建卫生院；市文明办投入20万元资金用于嘉黎县的温州文明示范村建设……经统计，我市三位援藏干部共筹援藏资金1100多万元资金和物资，超过了历届，援藏项目涵盖城市建设、道路交通、卫生、教育、文化、智力开发、能源、新农村建设等领域。说起这些，三人感慨万千：“没有温州的领导、乡亲作坚强后盾，我们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。”

　　大爱

　　“真想烧一顿热腾腾的饭菜给我的爱人、我的孩子！等等吧，等援藏结束我要十倍百倍地回报你们。”

　　“最爱的是牧民，最担心的是生病，最想看的是绿色，最美的愿望是一觉睡到大天亮，最大的收获是升华人生……”我请陈应许概括援藏的感受，陈应许一口气说了五个“最”，停顿片刻后又补充一句：“最思念的是家人！”

　　3年来，陈应许、项伟胜、阮棉钦在西藏不知疲惫地为嘉黎的建设奔忙，回到温州又马不停蹄地为嘉黎争取项目资金，他们陪伴亲人的时间屈指可数，三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都说：对家人亏欠太多太多。

　　项伟胜来援藏的时候，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。离开温州之前，乖巧的女儿写了一张小字条塞在他口袋里，并要求他“到西藏再看”。到了西藏，项伟胜第一件事就是掏出小字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爸爸，早点回来。”

　　他们在西藏的辛苦，家人们最初并不知道，因为三个人在给家里的电话中从不提及。直到家人们相约去嘉黎看他们，遭遇了难忍的高原反应，才知晓这份艰辛。陈棉钦12岁的女儿从此在电子邮件里更加关心爸爸的身体：“吃得好不好？睡得好不好？难受不难受？”

　　一周的采访很快结束了。在临行的晚餐上，按藏族风俗，三位援藏干部在我身后站成一排，为在座的每一位客人献一支歌，他们给男士唱“康巴汉子”，为女士唱“卓玛姑娘”，但他们最喜欢唱的还是“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，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……”

　　“请不要写我们在这里有多么多么苦，请你告诉家乡人，我们在这里援藏很快乐。”碰杯时，他们笑着对我说。

　　是的，那是一张张晒得黝黑的笑脸，在温州，很少能看到这么黝黑的脸，这么开朗的笑，也很少能听到这么纵情的歌唱。

　　鹰心里装着高飞，马心里装着千里，

　　在这潮奔浪涌的时代，想一想心里装着谁，

　　只装着高原的期盼，只装着同胞的情深……

　　他们将歌声和笑声留在了青藏高原，他们将生命之花盛开在了这片挥洒了青春的无限眷恋的土地上！

　　作者：马玉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