泉州历史悠久。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，它既有十分兴盛繁荣的光辉历史，也有过动乱停滞乃至衰微的痕迹。早在旧石器时代，古越族人就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，繁衍生息。先民使用石制工具劳动生产，掌握种植水稻和制作陶器的技术。夏商两代，地属扬州。西周秦汉时期属闽越地，先民就“以舟为车，以楫为马”，掌握海上航行技能。

        两晋时期，中原放荡，大批士族晋民避乱入闽，辗转来此，沿江而居，晋江便因此而得名。他们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，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，促进了本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和繁荣。东晋至南朝期间，泉州社会相对安定，滨海先民“以网罟为耕耘”，在发展渔盐业生产的同时，为扩大农桑生产，与江海争地，在晋江下游围垦冲积滩涂，改造为农田；山区先民则开劈山丘造梯田。生产有较大发展，此时海上交通也悄然兴起。

        唐嗣圣元年（公元684年），开始立州建置， 名曰武荣州。景云二年（公元711年）改武荣州为泉州， 泉州以城北泉山而得名。泉州城市周围先后开凿尚书塘，仆射塘，疏浚东湖，建天水淮，可灌溉农田千顷，手工业已出产蚕丝、苎麻织品，以及青白瓷器，铜铁器等日用品，此时泉州造船技术高超，所造海船抗风力强，航行平稳，适于远航。

        唐代中期，对外通商贸易不断扩大，来泉的外国使臣、商人和传教士日益增多，出现了“船到城添外国人”“市井十洲人”的盛况。当时，泉州与广州、扬州、交州并称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商港。当时“泉绢”与青花瓷、铜铁品均远销海外，刺桐港对外通商贸易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。由于环城遍植刺桐树，逐以刺桐港闻名于世。

        北宋时期，泉州经济更加繁荣。皇佑年间（1049--1054）“泉州城内画坊八十，（全境）生齿无虑五十万” ，是全国丝织中心之一，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！所产绫罗绸缎和绢伞绢扇与青白瓷器、生铁、铜鼎、铁针、铜瓦以及糖、酒、茶叶、桂元干、桂林干、纸张等，都是出口外销商品。造船技术更加精良，已能造出远洋大海舶。

        元佑二年（1087年），宋朝政府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“掌蕃货、海舶、征榷贸易之事”，推动刺桐港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。到北宋后期，泉州的对外通商贸易已涉足31个国家和地区。南宋时期，皇室偏安，泉州距杭州较近，所造海舶船身巨大，设备齐全，乘航平稳，加上舟师水手善于识天象，辨水道，并用指南针导航，所以海舶一直称雄于海上，成为南宋政府海上交通要地和重要的经济补给来源。据《诸蕃志》记载，泉州其时已与海外58个国家和地区有通商往来，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，使刺桐港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。有很多外籍商贾巨富与皇族绅贵择居泉州，繁衍生息。

        元代，政府仍袭用南宋之法，在泉州设市舶司。至元十八年（1281年）还特地作出规定：“商贾市舶物货，已经泉州抽分者，诸处贸易，止令输税，不再抽分”。使泉州港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，泉州也在此时取得“东方第一大港”的美誉。据《岛夷志略》载，泉州与海外通商贸易已涉足近百个国家与地区。马可·波罗于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冬，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，途经泉州时在其《行记》中写道“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，大批商人云集这里，货物堆积如山，的确难以想象，（这里）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。”50年后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拔图塔来泉，他在游记中写道：“余见（泉州）港中有大船百余，小船则不可胜数矣！”其时，泉州不仅是昌盛的通商巨埠，而且是一座繁华的国际都市，居住泉州城的居民，除中国人外，来自外国的商人、传教士、僧侣、游历家、王子、贵族和使节等达数万人。

        元末至正十七年（1357年），义兵万户赛甫丁和阿迷里丁占据泉州，酿起兵乱，持续五年未息。至正二十二年，西域人那兀又据泉叛乱，到至正二十六年才平息，前后达十年之久，泉州社会因此受到极大破坏，经济开始衰败。

        元朝政府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，为加强泉州的地位，曾多次在泉州设行省，至元十四年（1277年）在泉州设立宣慰司兼领征南元帅府，十五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，升为泉州路总管府，辖南安、晋江、永春、同安、德化、安溪、惠安以及南北二录事司。十七年五月，福建行省并入泉州行省，同年七月徙泉州行省于隆兴。

        十八年泉州又立行省，十年三月并入福建行省，二十一年二月再设泉州 行省，同年九月并入江淮行省。大德元年（1297）置福建平海行中书省，治所设在泉州；大德二年，泉州路总管府改为泉宁府；不久罢福建平海行中书省，泉宁府复为泉州路。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复立泉州分省。

        明初，明朝政府改泉州路为泉州府。为了防止倭寇骚扰，一开始就实行“海禁”政策。后为推行朝贡贸易，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设福建市舶司于泉州，限令只通琉球。洪武七年罢止市舶司。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（1405--1433年）郑和七下西洋，促进了朝贡贸易的发展。泉州又复设市舶司，并加设“来元驿”。此时，泉州农桑和手工业发达，盛产棉布和葛布，织染业称著一时。陶瓷产品均为上品，冶炼技术精湛，造船技术高超，所产的糖、盐、茶叶、桂元等都是海外贸易的得利商品。但由于官营的朝贡贸易须大量赏赐丝绸、铜币等，得不偿失，至成化六年（1470年）“四夷朝贡人数日增，岁造衣币赏赉不敷”，朝贡贸易维持不下去。成化八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置福州。从此，泉州对外贸易一蹶不振。明朝后期，泉州人相继成批出国侨居海外谋生，形成泉州海外经商贸易的新特点。民间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，而且由合法转为非法，出现了许多横行海上的武装走私集团。

        清初，清朝政府面对郑成功的强大抗清力量，先是实行“禁海”，以后又下令“迁界”，强迫海边居民分别内迁30--35里，致使泉州沿海居民背井离乡，流离失所，良田荒芜，闾里空虚，经济全面衰败。后来，由于郑成功东复台，大批流离失所的沿海居民入台屯垦；施琅平台时，又有一批泉州人随军入台。据统计，郑氏政权在台湾存在的23年间，泉州沿海移居入台达20万人以上，对开发建设 台湾起着重要作用。

        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台湾收复后，泉州沿海经济复苏，农粮物扩展，茶果栽培技术提高，土特产品仍然是外销的主要商品。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，清政府担心流落海外的反清势力与外国势力联合，威胁其统治，又实行南洋禁海，至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才开禁，但仍严格限制。乾隆四十九（1784年）又开放泉州的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，开展泉台海上贸易。

        至18世纪以后，当欧洲殖民主义称霸海上，中国被打开门户的时候，泉州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被厦门取代，泉州港昔日的辉煌已成为过去，沦为地区性的小港了。

        古代，泉州文教开发比中原较迟。唐建中年间（780--783年）泉州首办乡学。宋开宝六年（973年）， 政府诏令泉州设立府学、县学，以孔庙作学宫，聘名师为教谕，生员有定额，赡给有学田，制度完备，礼仪严肃。自此以后，泉州办学之风日盛。

        经过元代百年的沉寂，明代文治教化又再度兴起，洪武年间，政府诏令开设学校，选聘儒师，召收弟子生员治教，尔后开科取士，泉州文教得到更大的 发展。清代末期，泉州开设中学堂4所，小学堂110所，职业学校1所。新办的学堂中，除少数官办处，大部份为私立，其中以华侨和教会办的学堂尤多，文风盛开，教育发达。

        自唐贞元八年（792年）欧阳詹考中进士后，至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的1100 多年中， 泉州中进士的共有2473人。其中入阁拜相者，在宋明清三朝就有20人，即宋朝的曾公亮、苏颂、留正、梁克家、吕惠卿、蔡确、曾从龙、曾怀；明朝的李廷机、周如磐、林轩、张瑞图、蒋德景、杨景辰、史继偕、林欲楫、刘麟长；清朝的洪承畴、李光地。明朝有位黄克缵历任五部尚书，传为宦林佳话；有位杰出的思想家李贽，敢于批叛儒学正统；有位民族英雄郑成功，收复了祖国领土台湾。泉州名彪史册的各类英才，在文学、史志学、易学、书法和科学技术等亦有著名人物20多位。

        鸦片战争以后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统治下，泉州海外通商贸易每况愈下，社会经济停滞不前，加上清政府赋税苛重，层层盘剥，手工业倒闭，大量破产，农民辛苦劳作半岁粮，民生无计。为了求生存，谋发展，泉州成批居民出国侨居国外谋生。从1841--1911年的70年中，泉州人出海侨居谋生达70.86万人。

        辛亥革命期间，泉州一批追求民主的文化人和爱国人士，先后参加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。侨居海外的众多泉州籍华侨志士也在侨居地加入中国同盟会，出资出力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。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10月，武昌起义后，全国各地纷纷响应，推翻清朝封建统治。11月，在革命党人和广大民众的威迫下，清朝泉州知府逃走，晋江知县投降，交接政权，泉州宣告光复。